| 10月9日上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即扩招了48%，6年扩招超过5倍）太急促，引发另一些问题接踵而来，包括：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对此，熊丙奇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从扩招中可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如何推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因为“过去的教育改革都是由行政主导，然而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应该有广泛调查、听取意见、形成建议、充分讨论、审议的民主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仅靠行政决策，必然会因为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而在推行之中出现各种问题”。
但我认为，高校扩招乃至中国大学的其他问题，根本上都不是行政主导下缺乏民主决策的问题，而是大学缺乏自主决策的问题。大学应该有独立面对社会、面对市场、面对内部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自主决策权，而不是一切服从命令听行政指挥。就像企业一样，各企业主体面对同样的市场，有的决策正确，有的决策错误，决策正确的不断发展壮大，决策错误的就被市场无情淘汰，形成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那一套人马那几条枪，能够替全国那么多大学做决策？谁又能保证官员一定比教授和校长们高明？谁又能保证官员做出的决策一定正确？大学自主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谁又能保证，过去6年扩招5倍以上是“太急促”，而今天扩招幅度不超过4%就不会被未来证明是“太急促”乃至错误的呢？
行政力量越俎代庖替大学决策，结果往往是用一个急促的决策掩盖另一个急促的决策。比如面对本科生扩招太快导致每年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难找工作，硕士研究生扩招旋即跟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业困难，就又用博士研究生扩招来应对。现在一些大学每年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数量已经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重点大学本科生的入学人数、甚至超过当时一些重点大学的全校本科生人数！扩招大跃进带来的学术大跃进，又导致学术泡沫和造假之风出现，大学里的师生关系遭到异化，个别硕士、博士研究生不是潜心学问，而基本上是在混文凭，有的还顺带成为导师的打工仔。
这样一种僵化和封闭的决策和管理体制，怎么可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怎么可能在教育体系内部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教育领域虽然内部也搞了很多旨在提高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改革举措”，如推行本科教学评估、教授分级制等等，但由于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这种计划经济思维下行政主导的改革措施，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乃至劳民伤财，学校不堪其累，学生获益有限。
一度，我们还把大学的这些问题（包括高学费）归咎于“教育产业化”，但在一个没有自由准入机制（能不能办大学、能不能发文凭都靠政府审批而不是借助市场竞争）的领域，是根本不存在产业化之说的，以为收费就是“产业化”，掩盖了问题的真相。大学的问题，恰恰是没有把学校变成自由竞争中的主体。
今日大学的几乎所有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大学行政化所致，其实质就是计划管制。显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能力替那么多的大学做决策，大学的希望，就在于开放和竞争，就在于独立自主。内地高校现状如今被社会各界诟病良多，归根结底就在于计划管理体制。不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不向国内外开放教育资源，今日扩招，明日减招，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瞎折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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