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教育”是不是咱们中国所特有，似乎难下定论。不过，“棍棒下面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之类的传统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似乎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而且至今依然成为许多中国父母教育孩子的信条，倒是事实。那原本是封建家长制的产物，怎么至今还在流行？
问题是，岂止是家庭多“暴力教育”，现在的一些教师，也好“暴力教育”啊。比如，让学生罚做大量作业、罚站之类，就很常见，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变相的“暴力教育”吗？至于名副其实的“暴力教育”，比如推搡、脚踢、拧耳朵、打脑袋之类的，也时有所闻。只是，这种情形在教育界被称之为“惩罚教育”，名称虽然好听了许多，而且总是有着学生犯错在先，老师惩罚于后的理由，但本质上就是一种“暴力教育”。所幸的是，现在的校园里的“暴力教育”，比起旧时的私塾先生用戒尺打学习不努力的学生手掌心来，是进步了许多的——没有了戒尺这样的专用“设备”，少了打学生的证据，且常常不留痕迹，打了就打了，没事似的。
发生在深圳一所小学的一名六年级的男生辱骂女同学后，班主任老师要他向女同学赔礼道歉未果，一怒之下，居然一连给了这名小小年纪的男生23个耳光，面部鲜血直流，惨不忍睹。经媒体一曝光，自然就不能“没事似的”了。
不过，从整个事件看，不能不说当下校园里的“暴力教育”，又有了许多的“进步”之处——
“进步”之一：23记耳光，固然不是新纪录，因为前不久陕西农村一所小学的11名四年级学生，因没有完成语文作业遭老师体罚，被打最多的一名学生一连挨了47个巴掌，大概可申请入“吉尼斯纪录”了（深圳那个班主任，要不是闻讯赶来的教师实在看不下去，硬是把他拉开，会不会创下新纪录也难说）。如果说47个巴掌发生在闭塞、落后的偏远乡村里，那么23个耳光则是发生在新兴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里，怎么说也是“进步”了吧？
“进步”之二：事件发生之后，当事班主任先是轻描淡写地电话告知学生家长，家长在没有看到孩子实际伤情的情况下，反而安慰说“没事，孩子不听话就是应该打”。当晚，学校领导陪着当事班主任来到学生家里，递上一篮水果，说上一声道歉，然后要求家长原谅。家长再心疼儿子，终于还是原谅了这位班主任。这么严重的“暴力教育”事件，就靠一篮水果一声道歉，轻而易举地给平息了。如此的姑息、宽容，比起有些学生家长“纠缠”学校不放、非得讨个说法不可来，难道不是“进步”了许多？
“进步”之三：事件发生后，当地教育部门闻讯后立即展开调查，并马上对当事教师作出辞退处理。这是许多地方处理不良事件的最拿手、最简单的办法——当事人已经被辞退了，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于是整个事件自然也就可以平息了。这种简单、拿手的处理办法，似乎成了化解因不良事件给领导层带来巨大压力的唯一良策。复杂事情“简单化”，这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有一段记者与受害学生的对话——“听说是你先骂同学？”“对，我现在觉得错了。”“现在恨老师吗？”“不，老师打我也是为我好。”“你觉得老师做错了吗？”“觉得他做得过了一些。”看似客观全面，实则是在向公众提示一个信息：连受害学生自己也说是自己错了，打他“是为他好”，只是“过了一些”，你还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要知道，这个小小年纪的学生，固然有他自己的教训，但是让他这样一个不完全懂事的受害孩子，来评判这一事件，本身很残酷，而且言下之意似乎在说：只要是为了学生好，可以打啊。事实上，网上就不乏“惩罚教育（大概也包括”暴力教育“在内——笔者）有理”的辩解文章。
呵呵，校园里的“暴力教育”真的在“进步”。而这样的“进步”，该是一种时代的悲哀吧！那么，隐藏在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是教育理念的滞后？是教育制度的软弱？是法治制度的缺失？抑或，三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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